Pages Navigation Menu

專家觀點 |孫立堅教授:研究大多數人的問題成為近年經濟學諾獎的亮點 ——對2019年諾獎頒給三位研究貧困經濟學問題專家的感想

1

孫立堅 | 復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最終頒給了三位聚焦貧困問題研究的經濟學家,他們分別是MIT的印裔美籍經濟學家阿比吉特·巴納吉 (Abhijit Banerjee)和他的同校同事、而且是他的夫妻搭檔、年僅47歲的法裔美籍女性經濟學家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以及最早用實驗方法研究貧困問題的、哈佛的經濟學家邁克爾·克雷默 (Michael Kremer)。

這個結果是瑞典皇家評委(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團隊)這些年來一直在關注大多數人身邊存在的長期問題的又一個價值取向變化的佐證!因為這些研究領域,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屬于非主流的“冷門話題”,比如,2015年諾獎關注的不平等問題,2018年諾獎關注的環境問題,以及今年所關注的貧困問題,從而使得很多熟知經濟學領域發展的國內外諾獎愛好者,這幾年對評選結果都感到意外!雖然這些獲獎的非主流問題的研究成果,直到今天都是堅持基于嚴謹的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在探索新的問題,但是它們在大經濟學的體系里還是屬于冷門的研究話題;之所以能夠獲得諾獎的殊榮,是因為它們的研究成果對當今社會發展的指導意義,已經完全脫離了過去只屬于經濟學界才被評價而社會大眾卻高不可攀的局面(研究方法的創新和政策操作上獨到技術的設計不是一般大眾能夠理解的),而變得內容更加務實,真正回到了這個學科”經世濟民”的初衷上

2

圖片來源:諾貝爾獎官網

今年諾獎學術成果的貢獻和特色主要反映在以下幾點:首先,認清貧困問題的本質和驗證扶貧政策效果是發展經濟學研究的最大挑戰!而本次獲獎者卻從不同的角度,充分采用了匹配性較好的幾種有效的實驗方法(如田野實驗、隨機對照試驗,干預性DID分析方法等),并對考察對象進行了長期的觀察和采樣,同時糾正了傳統的邏輯先行的理論模型架構和驗證模型精準率所選擇的結構性實證模型等這類技術分析路線所帶來的偏差,從而得到了令人信服的重要發現。其次,把很多相關性的問題背后的因果關系,通過他們自己精心設計的獨到的實證和實驗方法,得到了確認;并基于上述實驗分析所剖析出來的貧困形成的機理,進一步對現有扶貧和援助政策的效果及其影響因子進行定量的評價。這種連續性的深入研究,不僅找到了問題的本源,而且還在探索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上,找到了市場在資源配置效率失靈的情況下,如何避免政府的干預可能再次帶來資源錯配造成的社會福利損失的好辦法。第三,展示了宏觀問題(如發展經濟學的命題)如何在微觀機制(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建設和操作上加以解決的高效模式,而避免過去依賴宏觀總量上調整(如單純劫富濟貧的稅收政策等)所帶來的資源配置進一步扭曲的問題(如脫貧援助政策帶來的事后慵懶現象等)。另外,要做到這樣高質量的研究效果,我們還看到了獲獎者這些年來堅持長期不懈的調研和為解決樣本偏差及噪音問題所作的實驗方法不斷優化的努力。第四,突破常規。諾獎評選歷來都強調研究成果要經得起時間(長達20多年成果暫時擱置)的考驗,而忽視了它對現實政策的指導意義和時間窗口的重要性。

這次大家最感驚訝的是夫妻搭檔的同時獲獎,尤其被其中年輕女性的獲獎事實所震撼——它打破了經濟學諾獎一直以來恪守的“時間考驗“的評價標準!事實上,這次評委更看重的是Duflo的研究成果的代表性價值和其對政策指導意義的突出貢獻性!至于她學術研究的領導力,已經不需要再通過時間來考驗她技術的成熟性了。因為在她身上發生了男性經濟學家都無法達到的奇跡:如她博士生涯結束后就直接留在母校MIT就職(這在美國學術界幾乎不可能發生的場景)和她早年就以自己出眾的研究能力和眾多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早早地進入了長期聘用的教授行列以及諾獎之前她已經獲得了學術界最有影響力的克拉克獎!皇家評委對她成果的認可就是想向學界樹立一個當下做“好的研究”的典范,和展示好的經濟研究成果應盡早轉入社會服務中這樣一個價值取向。事實上,埃絲特·杜弗洛曾是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經濟顧問,她自己也認為,經濟學家應該像管道工那樣工作,或者至少“我們中應該有一些人花部分時間做部分那樣的工作”:不僅安裝系統,而且還必須隨時觀察,在出現明顯泄露和堵塞的時候進行修補和疏通。這也是評委想通過她的獲獎向社會強調:經濟學家不要忘記經世濟民的初衷。尤其是今天經濟下行的環境中,大多數失落群體對現狀所呈現出的越來越大的抱怨,對此類問題,如何通過我們專業有效方法加以緩解,已經是經濟學人應該肩負起的一個十分重要刻不容緩的責任。所以,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窗口”授予貧困經濟學問題研究的專家以這個最大的殊榮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3

圖片來源:作者自制

這次諾獎的研究成果給我們帶來的啟發是具有震撼性的政策指導意義:其一、比援助資金更需要實施援助的是致富的能力和方法。比如Kremer的研究發現在肯尼亞做過驅蟲疫苗的孩子他們的上學率要比沒有接種過的孩子上學率要高,而且人均收入也因為上學率的提高而得以改善。第二、貧困的形成是來自于貧困的群體自己對貧困的認知和形成貧困的生活習慣沒有警覺,也沒有改變貧困發自內心的動力,比如這次獲獎的MIT兩位教授的長期觀察和研究成果發現:在印度對女性教育補助的資金卻被她們轉為更為需要的飲用水購買的資金。所以,如果沒有認識到改變貧困觀念和培養良好生活習慣(脫貧)的重要性,就會給社會大眾對援助政策產生一個過度悲觀的偏見:援助效果有限,最多只是救急而不救窮;第三、政策意義還可以進一步拓展到解決大多數人的其他問題上(如不平等、環境等問題的改善也是當今經濟學家必須肩負其的使命)。它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把它認為是一個簡單的宏觀總量調整的收入分配問題!但實際上它涉及到非常復雜的微觀認知、文化、習慣和激勵機制的優化問題,如果沒有很好的事前因果性的認證,就貿然推動扶貧和稅收等政策,那么最后很可能會造成嚴重的二次資源配置扭曲的結果——讓社會福利的損失不僅沒有收斂反而進一步擴大。

中國政府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在“大多數人的問題”(如、不平等、環境、貧困等)認知上,我們要“比小政府大市場”的發達國家重視得多,對問題本質的嚴重性的認識也比他們通透得多,所以在政策設計上,我們的政府早已未雨綢繆提出了很多事前改進的預案,比如,至上而下推進的美麗宜居家園的建設,精準扶貧等國家戰略都是典型的事實。即使在中國經濟增長過去的四個發展階段,我們也能看到國家一直都非常重視大多數人(老百姓)的問題,從第一階段(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我們先是進行農村改革,先讓大多數農民先富起來,這對后續改革的社會凝聚力的動員和共識都至關重要,第二階段(80年代中期到后期)雙軌制改革遇到了短缺經濟造成的惡性通貨膨脹,國家又是傾全力動用市場和行政的雙軌制來解決人民生活負擔的問題,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第三階段(90年代)中國進一步開放招商引資的發展戰略又首先打破了人口移動的障礙,讓大多數民工兄弟和沿海城市工業化的發展機會有機結合,形成了中國大多數人都能分享到中國改革紅利給自己帶來的實惠。第四階段(2001年至2008年)中國融入全球化發展的軌道,創造了世界最多人口脫貧的奇跡!

4

圖片來源:網絡

如果我們能夠用嚴謹的學術方法來論證背后的機理同時也能嚴謹地揭示出它改善的社會福利和所帶來的增長代價的挑戰,如果世界學術圈能保持學者中立的科學態度來看待中國學者不斷進步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如果我們能夠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信念和發展的步伐,那么,經濟學諾獎中的中國問題研究就會開始走向世界大眾的視野,甚至不久的將來,中國學者無論是以和西方經濟學大家的合作方式還是依靠我們自己獨立的對中國問題的深入感知以及深刻的分析來獲得諾獎評委的認可,都會大大推動中國案例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

另一方面,基于中國社會民間普惠金融的發展現狀,我們已經在互聯網上開拓了大多數人能有機會致富及其所需要的投融資環境的改善和方法上的創新實踐,這對改變今天西方世界形式上的公平競爭優勝劣汰而事后結果上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贏者通吃”的局面,并讓弱勢群體看到共同發展的希望曙光,都會產生非常積極的作用。所以,無論是供應鏈的培育還是普惠金融的互聯網長尾效應的嵌入,還是今天金融科技通過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能力的提高所打造出來的給弱勢群體帶來的投融資成本下降和商業機會不斷增加的事實,中國都已經具備了很多值得世界經濟學界共同關注共同研究的好問題。所以,中國學者的努力和我們包容的市場開放的胸懷,一定會讓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國,并用嚴謹扎實的分析能力講好中國成功的案例。因為中國是世界人口的大國,只有中國才是最有可能最有條件去研究出解決大多數弱勢群體問題的好方法。但我們也必須承認自己存在的短板,如學術研究的生態環境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所以中國經濟發展背后的復雜性問題研究,既是我們身為中國經濟學者的發展機會和動力,也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嚴峻挑戰!

(借此機會,特別要感謝我的碩博研究生給我提供的諾獎獲得者的相關資料!)

本文轉自復旦發展研究院微信公眾號

 

 

?
怎样打好乒乓球